问：天子六卿，诸侯三卿，体统相承，所以纲维天下之治也。自伯禹作司空，一见于虞之书；而六事之咨，再见于甘之誓。盟津牧野，周之正朔将班矣，犹曰司徒、司马、司空，不敢有加焉。是制也，盖虞夏以来共之，约之为百，丰之为二百，张之为三百六十，是特缉其日，疏其流，而于大节则未之或改也。四代官制，至《周官》而备。《立政》之作，反复致意，于常伯常任准人，求于天地四时之官，谩不知其何职，琐琐如携仆缀衣，阪尹之属则亦缺焉。《周官》成于周公之手，而《立政》亦公亲笔也。公自立之而自二三之，何耶？三公下兼六卿，诸侯亦或入为之。在宣王，《诗》「王命卿士，太师皇父」，是皇父与太师兼卿士矣，则未知于六卿果何居也。东迁之后，虢、郑皆尝为之。若以郑武父子并为周司徒，遂指卿士为司徒也邪？《十月之交》既举卿士矣，继之曰「番维司徒」，是两官也。六卿倡九牧，清其原于上，列国之三卿，受其委于下。教化、政事之倡，固有和之者矣，馀三职其谁受之？先儒论傅，其伍以三卿之属，大夫兼大宰、司寇之事。就如其说，曾谓为国以礼，常伯之职，乃不能辍一大夫兼之耶？夏父弗忌，为鲁宗伯，见于《左氏》，则先儒之说又未可信矣。羽父求太宰，臧氏为司寇，使六官果卿之属大夫，则翚也必不降心求之。而臧孙之聘会，《春秋》所书，曷为例于三家无所轻重邪？借曰东迁之后，诸侯废置，自如传载，孔子以司寇相鲁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命官非先王之故，孔子肯安之邪？宋襄公泓之战，大司马谏，司马子鱼复谏，同时而二司马何也？晋士蔿为大司空，则既与闻国政矣，文、襄之后，司空、司马不得列于卿，而参于舆帅、候正之间，其轩轾何意也？太师、太傅，天子三公，晋既僭有之，而赵宣子成晋国之政，乃授太傅阳子、太师贾佗行焉，其班爵亦少卑矣，汉氏中叶，取诸侯三卿之名而位之三公，抑又何所祖述也？至诸侯王国则置傅、相、中尉，皆二千石，而命于天朝，岂三卿之苗裔邪？官师之升降，治道之开塞系焉，盍相与求其说。

义利之分，孟子辨之详矣。而赏以劝善，刑以惩恶，圣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权者，犹未离于利乎？有所利而为善，有所畏而不为恶，则其入人也亦浅矣。尧舜之治天下，不赏而民劝，大怒而民威。故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岂亦知其效入人之浅乎？然皋陶之陈谟，以典礼赏罚同出于天，而非有轻重之别也。苟无所事乎其用，则赏罚亦自外来耳，安在其为天乎？三代之用赏罚，大概犹法唐虞，而记礼者载其先后之用甚详，又以为至周而穷。岂世变之极，而赏罚之用始重乎？抑其出于天，而三代始赖其用也？《春秋》圣人经世之志，而独以代天子之赏罚，则圣人起而治天下，必不能以易此矣，亦何怪于汉宣帝之专恃赏罚以为治乎？「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」，《洛书》之所明载，而儒者终以为治天下者不取必于赏罚，亦知夫劝惩之效浅也。谓赏罚不取必于劝惩，则无以御天下；谓其为惩劝而设，则赏罚亦利耳。利者，人道之末也，则皋陶之所谓天者岂诬乎？

耳之于声也，目之于色也，鼻之于臭也，口之于味也，四肢之于安佚也，性也，有命焉。出于性，则人之所同欲也；委于命，则必有制之者而不可违也。富贵尊荣，则耳目口鼻之与肢体皆得其欲；危亡困辱则反是。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，一切惟君长之为听。君长非能自制其柄也，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。叙五典，秩五礼，以与天下共之。其能行之者，则富贵尊荣之所集也；其违之者，则危亡困辱之所并也。君制其权，谓之赏罚；人受其报，谓之劝惩。使为善者得其所同欲，岂以利而诱之哉！为恶者受其所同恶，岂以威而惧之哉！得其性而有以自勉，失其性而有以自戒。此典礼刑赏所以同出于天，而车服刀锯非人君之所自为也。天下以其欲恶而听之人君，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，则是以刑赏为吾所自有，纵横颠倒而天下皆莫吾违。善恶易位，而人失其性，犹欲执区区之名位以自尊，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公赏罚以复人性而已。后世之用赏罚，执为己有以驱天下之人而已。非赏罚入人之浅，而用之者其效浅也。故私喜怒者，亡国之赏罚也；公欲恶者，王者之赏罚也。外赏罚以求君道者，迂儒之论也；执赏罚以驱天下者，霸者之术也。

肉刑之兴，说者以为起于苗民，而尧参取而用之。「报虐以威」，盖将以戒小人，而非出于圣人之本心也。故舜多为之涂以出民于刑，祇以施诸怙终者；而穆王之训刑为尤详。然则虽圣人欲去之久矣，安在其为孝文姑息之仁也？而世儒之道古者，必以为井田、封建、肉刑皆圣人之大经大法，不可废也。治天下而不用肉刑，徒以启小人犯法之心耳。故曰：肉刑之刑，刑也。汉魏之际，往往数议复之而不果，以至于本朝，而刑轻于三代矣。法家者流以仁恕为本，惟学道之君子始惓惓于肉刑焉，何其用心之相反也？推之天理，验之人事，而要诸古今之变，究其所从始，极其所由终，必有至当之说。

昔者圣人别人类于禽兽之中，而去其争夺戕杀之患。盖必执生杀之权，而后谓之刑政也。则肉刑固已草具，而未有其法耳。苗民始多为戕人之具以淫用之。尧惧其为世训也，故取而次第品节之，使必若苗民者然后罹此刑耳。故曰：「报虐以威」。舜又多为之法以出之，而夏于赎刑为尤详。商人执刑罚以督奸，伤肌肤以惩恶，盖严其所当用者耳。夫既多为之涂以出之，而不严其所当用者，是教人以轻犯法也，岂圣人制刑之本意哉。文、武尤谨于庶狱，而成、康措而不用至于四十馀年。穆王耄荒，而训刑以诘四方，使知刑者圣人爱民之具，而非以戕民也。汉兴，承秦之馀烈，先王之法度尽废，而肉刑块然独存。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，于是可与语变通之道矣。井田封建，自黄帝以来，极十数圣人之思虑，所以维持而奉行之者，惟恐其一事之不详而一目之不精也。至于肉刑，则多为之涂以出之，惟恐其或用耳，岂可同日而语哉。圣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详而一目之不精者，今既尽废而不可复举矣，独惓惓于圣人之恐其或用者，纵使可用，无乃颠倒其序乎！使民有耻，则今法足矣；民不赖生，虽日用肉刑，犹为无法也。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。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成矣。吾闻诸圣人者如此。

郦食其教高祖以示诸侯形势之制。方天下未定之际，形势固不可以授之人，盖惧其自伐也。天下已定，固当以天下为家，以四塞为形势。而萧何方惓惓于壮宫室，娄敬方劝据秦地以临制天下，何其狭也！高帝宽仁爱人，念天下汹汹数岁，本不敢轻用其力；豁达大度，欲示天下以至公，而庶几于周家之义。然卒为宗臣所移犹可也，而竟移于羁臣之说，何哉？岂三代公天下之道，后世真不可复行乎？抑人心多自疑，而其流遂如此也？不然，则在德不在险，是真书生之谈耳。

万物皆备于我，而一人之身，百工之所为具。天下岂有身外之事，而性外之物哉！百骸九窍具而为人，然而不可以赤立也，必有衣焉以衣之，则衣非外物也；必有食焉以食之，则食非外物也；衣食足矣，然而不可以露处也，必有室庐以居之，则室庐非外物也；必有门户藩篱以卫之，则门户藩篱非外物也。至是宜可以已矣。然而非高明爽垲之地则不可以久也；非弓矢刀刃之防则不可以安也。若是者，皆非外物也。有一不具，则人道为有阙，是举吾身而弃之也。然而高卑小大，则各有分也；可否难易，则各有力也。徇其侈心，而忘其分不度其力，无财而欲以为悦，不得而欲以为悦，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趋，惟争夺之是务，以至于丧其身而不悔。然后从而告之曰：「身与心内也，夫物皆外也。徇外而忘内，不若乐其内而不愿乎其外也」。是教人以反本，而非本末具举之论也。二帝三王未尝不择形势而居之，而周公于宫室之制，闳大端丽，欲用以为万世之法。夫岂以形势为德之辅，而宫室为德之华哉，此帝王所以备人道而与天下为公也。萧何娄敬盖亦知天下之势而已，而未知圣人本末具举之道，故使论者犹有疑焉。且谚有之：「衣则成人，水则成田」。此岂有内外轻重之异哉？世儒之论所未及也。

帝、王之号名殊，而其道一也。然学者知称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而名号与谥终不可得而别。以「尧」、「舜」、「禹」为名，则汤、文、武独以谥举，可乎？通以为号，则咨尔舜禹者，必非号也。汤之子孙，以「甲」、「庚」、「丙」、「壬」为号，则「汤」不得以谓之谥，然而所谓「予小子履」者，则汤既有其名矣。后世之言谥法者，遂次尧、舜、禹、汤于其中，夫岂其然乎？文武之子孙各以谥显，而善恶一付之天下之公论，虽孝子慈孙不得加私意于其间也。《春秋》之公侯伯子男，其卒葬例以「公」书，又何所贵于圣人之笔削乎？亦无怪后世之孝子慈孙因得以致其隐恶之义也。圣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，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。

自风气初开，人极肇建，于是有君臣上下之分，而为之号以尊异之，未有名字之为别，而文物之可观也。及其久也，有号而后有名，有名而后有字，有字而后有讳，有讳而后有谥。上则追王其先祖先公，下则施及其文子文孙，旁则庇其本支族属，推其姻连亲党，隆于朋友，不遗故旧，以广亲亲之道于天下，然后为忠厚之极则，人道之至文，此周家所以独备于三代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既已品节而尽用之矣。然名之曰「幽」「厉」，而国恶不讳，无以致君父之敬；列爵各从其实，而直情径行，无以尽臣子之心。故《春秋》兼隐恶之义，从尊君之文，而人文于是大备，后世无以复加矣。过是以往，则人心无穷，不可以尽徇；而天下至众，不可以文欺也。故尧、舜、禹、汤循而至于周道之文也。《春秋》之义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。后世之欲行恩义于《春秋》之外者，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。

吕不韦市子楚以为奇货，此战国策士朝暮反覆之谋，君子之所不道。而汉文立未数月，乃脩代来功，宋昌既封侯，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。宣帝惓惓旧恩，至侯五人而未止也。天之立君，本为斯人计，犹不以逸豫其君之身，顾何有于平时自结于其君以觊非望者乎？将相大臣以天下之义迎立代王，犹逡巡而不敢进，既已立矣，夜拜宋昌为卫将军，领南北军，而张武实行殿中，将相大臣今犹未足信耶？昔者王代而今为天下主，必自代来者而后足信，何其示天下以狭耶！贪天之功以为己力，宋文帝能忍于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，而王华、王昙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。使后世反覆多诈之人常觊天下之有变，以幸一日之富贵，其必自宋昌始矣。汉高帝用其私心于丰沛，而生长之地亦有异恩焉，是纳吾身于一邑，而教天下以侥倖，岂所以为天下主哉！南阳之恩虽小杀，而此义卒不可废。人主一时之私恩，又可为万世之常法乎？裁恩义而中持衡焉，使开国承家者有所据以为常行之道，揆之以《春秋》之义，则必有以处此矣。

晋文公在外十九年，从亡者非一，而三士称焉。及其反国也，郤縠实当国政，狐偃、赵衰盖始为卿，而贾佗、臼季之徒未有列也，郤縠死，先轸以下军之佐代之，当时以为上德，则从亡之劳不论矣。颠颉就诛，魏犨几不免，而介之推不及禄。荣辱可否，与众同之，幸不幸一归诸命，不以亲疏厚薄为等降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君子知柔知刚，知微知彰，万夫之望」。自古圣贤之举事，与夫后世英雄豪杰，必寄腹心于同起共事之人者，彼其察事见情常先乎众人，非以其为故旧而特亲之也。至于左右亲昵，讵肯以得国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！富厚安荣，不欲以天下国家而俭其素所亲耳。《春秋》之义，所以重君臣恩义之始终而不及其私者，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。文帝裁绛侯以大义，而卒不任宋昌张武以国政，彼其轻重浅深必有以知之矣。丙吉之端简厚重，虽微旧故，是可不任之以政乎！宣帝忍于霍光，而惓惓于五人者，非但亲疏有以蔽之，而权利所在，固争之端而怨之府也。周公谓鲁公曰：「君子不施其亲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，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，无求备于一人」。此圣人所以裁恩义而中持衡者，其诸《春秋》之所不废欤！丰、沛、南阳，以生长之地而沾异恩，雨露之所被，日月之所照，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。此亦天下之公义，而厚薄之殊绝则为私心耳。夫人心之正，万世之常法也。茍其不役于喜怒哀乐爱恶之私，则曲折万变而周道常如砥也。唐太宗惓惓于天策学士，而秦府旧人则与东宫、齐府均其用舍，盖亦庶几于恩义之平矣。呜呼！安得皇极之主而共叙之哉！

圣人以常典卫中国，以封疆限夷狄，明其不可参也。然民命之所在，不当以夷狄、中国为别，故兼爱之说兴而通和之义行。甚者至欲以女妻之，冀以舅甥之恩而获一日之安。彼惟不习于礼义也，故谓之夷狄，而可以人伦而縻之乎？暗哉娄敬之智也！一日作俑，而其流至于不可胜言矣。然合中国而君之，既不能却夷狄于塞外，又不能忍一日之辱，坐视民生之涂炭而莫之救，是诚何心哉？此齐景公所以涕出而女于吴也。孟子之所不敢废，则娄敬岂得为过乎？略其事而取其心，虽宋虢之息民，圣人不得正色而诛之也。

有中国必有夷狄。待夷狄之常道莫详于周，而其变则备于《春秋》矣。方舜禹之时，蛮夷猾夏，则命士以明刑而已。至汤有来享来王之事，而未有其礼也。周公相成王，朝诸侯于明堂，而列四夷于四门之外；分天下为五服，而以周索、戎索辨其疆，盖不使之参于中国也。宣王伐猃狁，至太原而止，而蛮荆使之来威而已。此周道之所以中兴也。幽王之乱，而中国、夷狄混而为一矣。其后楚始僭王，以夷狄之道横行于中国；吴越奋自南方，以与晋楚争伯，而晋楚不能抗。此商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祸也。圣人有忧焉而作《春秋》，其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难矣。戎狄之种类不一，而杂出于中华，以致其猾夏之祸。圣人一切以周道治之，而不使参中国之事也。诸侯与之会盟则讥之，伯主穷追远讨则黜之，要使各安其疆则止矣。至于吴楚，则非周道之所能尽治也。方其始之僭窃也，固已斥而弃之于夷狄矣。及其能从中国之会盟，则人之；能行聘礼，则爵之；能正中国所不能正之罪，能讨中国所不能讨之敌，则酌轻重以许之。及其行诈谋，用狄道，则斥而弃之如故也。然而窃伯可也，分伯可也，专伯则不可；人可也，子可也，公侯则不可；而况于僭王乎！是圣人于中国、夷狄混然无辨之中而致其辨，则所以立人道、扶皇极以待后世也。吴楚之祸极矣，圣人岂不知后世必有夷狄之尤猾者，踵其辙以抗衡于中国，庶几《春秋》之义尚可覆而行也。汉之匈奴，唐之回鹘吐蕃，本朝之契丹，岂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，徒曰不可参于中国而已乎！彼固越疆而来参，窃中国之文以自尊异，逞夷狄之威以自飞扬矣。然而妻之以女则不可，藉其力以平中国则不可。盖惧夷狄、中国之无辨也。汉唐之已事可以鉴矣。本朝去是二祸，而岁以金缯奉之，不复至于交兵，则既享其福矣，独使之并帝，则汉唐之所未有也。专中国之祸，岂一朝一夕之故哉！是皆当时之廷臣不讲《春秋》之过也。今中原既变于夷狄矣，明中国之道，扫地以求更新可也；使民生宛转于狄道而无有已时，则何所贵于人乎！故扬雄之言曰：「五政之所加，七赋之所养，中于天地者为中国」。王通之言曰：「天地之中非他也，人也」。盖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。